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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月27日上午，江苏省教育厅厅长江涌坐在《政风热线》直播镜头前，说了一句很重的话： “作为教育主管部门，我们深感内疚。
” 让他内疚的事情并不复杂。
记者在省内多地高中随机走访，发现高中生在校时长普遍达到15小时，不少学校要求学生早上6点半左右到校，晚自习结束已经过了晚上10点。
家长反映的数字更刺眼：部分高三学生一天待在学校的时间超过16个小时。
而江苏并非没有规矩。
2024年省教育厅出台的“五项规范”写得清清楚楚：高中晚自习结束时间不得晚于21点30，上午上课时间一般不早于8点，节假日和周末严禁集体补课。
21点30这条线，在不少学校那里被推到了22点以后。
规定和现实之间差出来的那几十分钟，落在每个学生身上，是又一段被拉长的疲惫。
江涌没有把板子只打向学校。
他说健康第一的理念“在学校、老师和家长层面尚未真正落实”。
这句话点出了一个比“学校违规”更麻烦的局面：超长在校不是某一方单方面强加的结果，它是一张多方合力织成的网。
家长群里有人心疼孩子睡不够，转头又质问学校为什么不上晚自习，怕自家孩子在高考竞争中“吃亏”。
校长和老师盯着升学率，心里清楚多留一小时未必多考一分，但“提前放”的风险没人敢冒。
基层教育部门夹在中间，对县中延长在校时间的态度常常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
每一方都在做自己位置上“不得不做”的选择，合在一起，把学生的时间推到了极限。
这种局面的代价有硬数据撑着。
江苏省卫健委2025年7月公开的会办意见显示，2024年全省高中生近视率是89.
9%，初中生82.
9%，小学生40.
0%。
高中生十个里有九个近视，这个数字不需要任何修辞，它本身就是一句质问。
未成年阶段正是身体发育的关键窗口，长期睡眠不足叠加全天候近距离用眼，近视率只是最容易被量化的那一部分代价。
江涌在节目里也提到，大数据给出的结论恰恰相反：过长延长学习时间，效果并不理想，甚至适得其反。
官方层面对“超长在校”并非没有动过真格。
2025年2月，江苏省教育厅对连云港市灌南高级中学、灌南县惠泽高级中学、宿迁市致远中学、宿迁市泗阳中学四所存在假期违规补课行为的学校作出处理，措施包括取消省四星级普通高中称号、两年内不得申报星级评估。
四星级称号在江苏高中体系里的分量，校长们心里清楚。
处罚释放的信号足够明确：不是不能管，是管了之后能不能管住。
江涌在节目里透露，今年以来省里已经开展了12批次全省层面检查，通报了一批学校。
检查的风头一过，一些学校恢复原样。
十二个批次和一条21点30的硬线之间，隔着一层“你来我停、你走我开”的默契。
把江苏放到全国高中减负的坐标系里看，这件事的荒诞感更强。
浙江对非寄宿制高中明确取消晚自习，寄宿制晚自习封顶两个半小时；
山东高一高二取消早读和晚自习，高三仅保留周六上午的自愿答疑。
这些政策落地效果各地参差，但至少方向是往“把时间还给学生”走的。
江苏的“五项规范”在纸面上并不比这些省份松，21点30这条线甚至写得更具体。
问题从来不出在条文上，出在条文落地时撞上的那堵墙。
这堵墙的砖，有一块叫县中。
淮安市的数据显示，全市近88%的高中生就读于县域中学。
县中是县域基础教育的龙头，也是无数普通家庭通过高考实现阶层流动最现实的通道。
县中的升学率直接关系到一个县的教育口碑、生源留存和资源分配。
在这种结构下，延长在校时间几乎成了一种“理性选择”：多留一小时不一定有用，但少留一小时可能被解读为“松了”。
学校不敢松，家长不让松，教育部门不好松，最后松不下来的，是学生那根从早上五点半绷到晚上十一点多的弦。
江涌在节目里用了“猛药去疴”四个字，表示要坚决查治过多延长在校时间、过早到校、过多布置作业等问题。
猛药当然需要，明察暗访也需要，但如果评价地方教育部门和学校的核心标尺仍然是高考成绩的排名，那么每一次检查都只是在跟学校的“应对策略”赛跑，而不是在改变学校的行为逻辑。
21点30的晚自习红线，如果不跟教育评价体系的深层调整绑在一起，它就只是一条在检查组到来时生效、检查组离开后失效的线。
89.
9%的高中生近视率已经摆在那里了。
它不是用来吓唬人的数字，它是一个正在发生的、每天持续十几个小时的身体事实。
规定写着的21点30，不该只是文件里的一个建议。
一个高中生从早上6点半撑到晚上10点以后，回到家洗漱完躺下，第二天五点半又要被叫醒。
这样的节奏不需要用“卷”来形容，它需要被当作一个健康问题来对待。
江涌说“没有学生的身心健康，其他都无从谈起”。
这句话如果停在节目里，就只是一句正确的表态；
如果落在21点30那条线上，才算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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